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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南蒙古七旬歷史學者拉舊作翻譯為漢文被拘控 稜鏡節錄刊載「出版說明」

發佈時間:2018-09-04 13:46:18 (最後編輯:2018-09-04 13:51:06) 觀看次數:3,484

   

【獨家】南蒙古七旬歷史學者拉舊作翻譯為漢文被拘控 稜鏡節錄刊載「出版說明」

南蒙古的74歲歷史學者拉幕札部(Lhamjab A. Borjigin)12年前以蒙族文字撰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籍,近日書籍被翻譯成漢字出版,於本年7月被拘捕及被控「分裂國家」及「分裂民族」罪名起訴。南蒙古錫林浩特市人民檢察院以電話通知,指拉幕札部撰寫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一書為主張「民族分裂」並「破壞民族和諧」之出版物,故予以拘留及起訴。

稜鏡新聞取得《中國文化大革命》一書,翻譯並節錄刊載「出版說明」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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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說明

為了對歷史研究作出一些貢獻,出版了這本書。

內蒙古是以蒙古族為主體,長期從事農牧業的大區。

清代末年,朝廷在內蒙古實施開墾政策,以滿洲皇帝宗族為首,以開墾為致富之道。以每方子土地1石糧的收租定額,招墾漢族農民入住內蒙古各地。政府為了賠付鴉片戰爭的賠款,命人民種植鴉片,並強迫蒙古人搬遷,以擴大開墾範圍。

為了報答慈禧太后「為國放地,為國庫增添銀子」,將蒙古土地用白銀作價,以100年以下期限強制放墾。其租金的40%歸國庫,60%歸蒙古各旗札薩克。

在開墾方面,伊克昭盟前翼烏審旗筆帖式察罕棟稱:「在該旗札薩克衙門存放了大量100年以下放墾的地契。後來租期雖已屆滿,卻沒有任何人前來交還租地。哈喇梅林等人為了取回自己的牧場,動用大量資金上告到北京。結果非但未能取得勝訴,更令一些人賠上了性命。」

中華民國時期,以武力強佔蒙古地方,組建了省縣機構。烏拉特三公旗蒙古地界里開墾。在制止建立廳級機構的上訴書中稱:「……如果在蒙古人的牧場上開墾,讓漢人進各嘎查屯子當居民,以此作為致富之道,蒙古的傳統習俗便會因此失傳。因此,在蒙古札薩克所屬地方強制設立廳級衙門是萬萬不可的……。」

1905年,在鄂爾多斯地區開墾757頃土地,而掀起了鄂爾多斯蒙古反墾的獨貴龍運動。及至1949年,在綏遠省範圍內開墾牧場的面積達到清朝時期在整個內蒙古開墾面積的四倍。

中華民國黑龍江將軍恩澤的呈書稱:「……以開墾扎賚特旗一半土地來計算,至少四、五萬兩白銀……。」面對此一情況,由扎賚特旗喇嘛率領的人民紛紛起來反對開墾。郭爾羅斯前旗的開墾,受到陶克陶胡台吉為首的武裝抗墾。

蒙藏院左翼圖撒拉克齊姚曙光(克什克騰旗老圖撒拉克齊)呈書稱:「在昭烏達與哲里木二盟開荒數十萬頃,可得千萬兩白銀。其中一半分給蒙古旗王公,還能得數百萬兩……」。

1860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哲里木盟七個旗領地上開墾245萬頃地,受到那木斯來為首的數千名蒙古牧民的武裝抗墾。由敖漢旗白領噶、麥里僧格率領的武裝抗墾亦持續了九年之久。

在1911年辛亥革命影響下,蒙古民眾進行了爭取土地、獨立和自由的鬥爭。欺壓哈拉哈人民數百年的清朝統治被(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推翻。

1912年農曆8月8日,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郡王烏泰在札薩克圖旗葛根廟宣佈東蒙古獨立。中華民國接連派兵鎮壓,亦未能令民族獨立鬥爭得以止息。

1913年農曆1月13日,中華民國採取了限制蒙古獨立的措施,命令歸綏(當今的呼和浩特)「綏遠將軍張少曾,對內蒙古西部各盟旗王公實施保護其權利,加官進爵,在其領地上不進行開墾,允許內蒙古高度自治的<限制蒙古十一條>規定。」另一方面,對哈拉哈蒙古施加壓力,以允許俄羅斯享有在哈拉哈蒙古的一切權利為條件,迫使哈拉哈從內蒙古撤軍。

1914年農曆1月26日,在恰克圖舉行俄羅斯、中國、蒙古三方談判,逮捕或暗殺為哈拉哈獨立鬥爭的達木丁蘇榮、馬珂蘇兒扎布等人。遣返內蒙古籍人民的時候,巴布扎布等人反對投降,繼續與中華民國進行武裝鬥爭。

哈拉哈蒙古向全世界宣佈獨立的時候,內蒙古的德穆楚克棟魯普剪掉長髮,以示祝賀。德穆楚克棟魯普:「……自治是蒙古人固有的權利,蒙古人與清朝的關係是合戰協作的關係。接替清朝的中華民國也應該這樣做。這就是蒙古自治的條件和原因……。」德穆楚克棟魯普的這一言行,一時成了新聞。

反對在內蒙古設立省縣機構、開墾土地,並為內蒙古高度自治而努力的王公之一是錫林郭勒盟的和碩親王德穆楚克棟魯普。

德穆楚克棟魯普:「日本人貪戀土地財產,有可能會將我們吞併。蘇聯擁有和我們不一樣的宗教。因此,哈拉哈的革命受到破壞。國民黨強佔土地的大漢族主義日益抬頭……蒙古人要是想找到自己的出路,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高度自治。可是,爭取這條路,必須得到中國合法政權的承認……。」因此,相信國民黨黨父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第四條:「……政府需要幫助國內弱小民族自治。」

在德穆楚克棟魯普等人的努力下,組建了內蒙古自治委員會。於是,南京政府作出《蒙古盟旗組織法》、《蒙古自治委員會八條》稱:「從省縣、盟旗所繳納的全部收入撥出120萬元予各盟旗,作為各項建設經費。另每月發放3萬元,以作為蒙古自治委員會常務經費。」但始終沒有落實。蔣介石於1936年10月6日赴歸綏(呼和浩特),接見蒙古自治委員會主席雲端旺楚克與德穆楚克棟魯普,並在會面中承諾協助蒙古自治委員會抗日、提供彈藥、運輸用的汽車、電報設備等。結果依舊沒有兌現承諾。反之,為對蒙古自治委員會進行破壞,派遣徐樹振、劉建華(那木拉)、昭那蘇圖等人以蒙古自治委員會工作人員身份,暗地裡進行特務活動。另派遣專業特務李再貴到巴圖哈噶勒嘎,查探蒙古自治委員會的動向。此外,亦在北京逮捕及暗殺呼和巴特爾。這些事情迫使德穆楚克棟魯普疏遠國民黨。結果,發生了與傅作義的激烈戰鬥,德穆楚克棟魯普佔領歸綏城,建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

德穆楚克棟魯普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為借助共產黨的力量,與共產黨西南局的陳獨秀和王炳楠取得聯絡。德穆楚克棟魯普拿出資助金一萬港元,作為共產黨西南局和內蒙古自治委員會的協作經費。西南局派遣尹明華到巴圖哈噶勒嘎,向內蒙古自治委員會贈送刻有西南局重要人物名單的象牙。

1923年,共產國際指出,內蒙古人民為爭取獨立、自由,反對軍閥開墾的鬥爭屢戰屢敗。因此,應該幫助內蒙古人民建立政黨或團的組織。根據共產國際這一指示,共產黨北方局黨委書記李大釗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交的「幫助內蒙古人民建立黨團組織」的報告,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國民黨也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完全贊同此報告。

內蒙古在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哈拉哈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支持下,組建了「內蒙古民眾革命黨」。建黨之初使用「內蒙古民眾革命黨」一名,後來則先後改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和「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在文革期間,稱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作出與國民黨合作的決定。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國共兩黨合作的代表大會,共產黨代表有李大釗、毛澤東等23人參加。奉蘇聯共產黨之命,蒙古國人民革命黨代表巴•丹森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作出在內蒙古建立黨團組織的決定,李大釗、鄧中夏、趙世炎等共產黨領導人接受在內蒙古建立黨團組織的任務。此項工作安排以北京蒙藏學院為中心,建立黨小組,吸收了一部分蒙古族學生。

1925年10月12日,在張家口正式成立了「內蒙古民眾革命黨」。共產國際特使瓦奇諾夫(布里亞特蒙古人)、國民黨軍事代表馮玉祥、共產黨代表姜浩、以及蒙古國人民革命黨代表C•丹巴道爾吉、N•扎丹巴、S•寶音吶莫胡等人亦參加了該大會。

1927年,在蒙古國烏蘭巴托由共產國際特使阿瑪噶耶夫主持召開了「內蒙古民眾革命黨特別會議」。會上發生了黨內爭權鬥爭。因此,要逮捕該黨的主席色仍東魯卜等人。在蒙古國革命黨丹巴道爾吉等人的協助下,色仍東魯卜一行人安全逃離現場,並到銀川召開緊急會議,宣佈「反對共產黨,民眾黨與抗墾鬥爭以失敗收場,抗墾武裝鬥爭亦失去了作用。」解散了黨的軍隊;一行人欲與國民黨人會晤,遂前往南京。把「內蒙古民眾革命黨」改稱「國民黨中蒙古黨部」。這是在烏蘭巴托會議上被擠出去的一伙人的結局。

烏蘭巴托會議的其他與會者將「內蒙古民眾革命黨」改稱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孟和烏力吉獲推選為主席,好日老(白雲輪)則獲選為秘書長。

內蒙古開墾鬥爭徹底失敗,開墾武裝鬥爭的領袖旺丹尼瑪、席尼喇嘛等人被暗殺。反對漢人定居與開墾的伊克昭盟盟長阿日斌巴雅爾被處罰,右翼土默特旗的丹丕勒台吉等人則被殺。

1932年5月,蘇聯共產國際撤回在蒙古的全體代表之時,在烏蘭巴托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被撤銷,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絡。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從此成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蒙古黨組,也就是以特木爾巴根、彭蘇嘎、寶音滿都胡、烏力吉敖其爾、哈峰鄂等人為首的抗日秘密武裝力量,在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稱為新內人黨。
1933年至1945年8月,中國人民紛紛投身於抗日戰爭。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雖然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絡,但仍然繼續組織東蒙古人民,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

為加強打擊國民黨反抗力量,於1946年1月15日,經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東北局批准,特木爾巴根、哈峰鄂、寶音滿都胡、彭蘇嘎等人恢復重建解散了十多年的東蒙古「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組織,在葛根廟召開了有36名代表參加的東蒙古人民代表大會。共產黨代表胡炳賢、黃文飛、趙世炎、方志達亦應邀參加是次會議。

大會發出公告,表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銳意整頓「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革除黨內封建階層出身者及曾經為偽滿洲國效力者的黨籍;加強民族團結,摒棄合併兩個蒙古的意見,並將該黨更名為以建設自治政府為目的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其主要領導由共產國際特木爾巴根、共產黨員彭蘇嘎和哈峰鄂等27名黨員組成。

大會成立了由崇尚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青年組成的「新內蒙古革命青年團」,由特木爾巴根兼任青年團東蒙古部秘書長。文革期間,東蒙古被定義為「新內人黨、團」的黑窩,發佈謠言稱,光是哲里木盟就有八十多萬蒙古人,敵情非常嚴重,要徹底清掃隊伍至少要抓捕十萬人,提出「『內人黨』的四個變體」和「內人黨魂魄」等反動謬論,令不少人民因此喪命。

1947年4月3日,雲澤(烏蘭夫)解散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在承德召開在共產黨領導下合併內蒙古東和西兩個部落、成立自治聯合政府的會議。大會作出有關「舊、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團」歷史的明確總結,說明此黨和團為民族民主政權而奮鬥,堅決抵抗內外侵略者的光榮歷史,表示支持中國國土完整,為了民族團結不支持內蒙古獨立,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以建立民族平等、沒有欺壓的新中國為目的,決定從此解散「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團」。

大會批准將一批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團員直接轉為中國共產黨、共青團。東蒙古代表團回到烏蘭浩特,立即解散黨、團以及東蒙古自治政府。不出一個月,內部戰爭爆發,內蒙古東部地區直至承德被國民黨佔領。此時,東蒙古已解散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和團組織;鑑於共產黨尚未穩固扎根東蒙古,形勢也要求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抗擊國民黨,因此特木爾巴根和哈峰鄂等人與共產黨領導人方志達協商,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批准下,恢復重建「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團」組織。這件事在文革期間被定為叛國、民族分裂罪。

1947年5月1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幾代人以生命和鮮血作為代價,內蒙古地區取得了最終的革命勝利,在烏蘭浩特建立了由烏蘭夫出任主席的統一內蒙古、民族平等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純潔善良的蒙古族人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揭開了人生新一頁。

誰都沒有想到在20年後,會有一場大的災難降臨在內蒙古人民的頭上!

文革期間,被烏蘭夫定下的百種罪名:反抗黨、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假共產黨,是貨真價實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總頭領,黨內修正主義者的定時炸彈,蓄意叛國建立獨立王國的野心家、內奸、兩面派、最大的民族分裂者、最大的走資派、資本家主政者……認為他叛國,搞民族分裂的黑線又大又長,從呼和浩特直達大草原上的蒙古包裡,從此被編造出要挖掘烏蘭夫的黑線,要清掃他所散發的毒氣的「挖掘、清掃」式冤情。「有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問題的報告簡要」等反動論證完全否定了內蒙古革命歷史,定下徹底破壞內蒙古、挖掘內蒙古的目標,到處挖掘烏蘭夫代言人、烏蘭夫邪派等活動,還提出「特木爾巴根民族分裂叛國派」中的「四大金剛、八大柱子」等的反動謬論。這些謬論成為解決內蒙古問題的「八條規定」的基本依據。

1964年8月,內蒙古地區普遍掀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處複查階級出身問題,對巴彥諾爾盟磴口縣梁岱、巴楞、島口三家公社近年來從外地遷居的310戶進行盤查。這件事情成為烏蘭夫有意轉移運動方向,搞分裂,歧視漢族人的大罪名,文革期間專門組織以上三家公社的農民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派到牧區,發起激烈的挖掘、清掃鬥爭,很多人無辜受害。

文革期間,中央委員、內蒙古軍區副政委、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廷茂同志被長期隔離關押,不僅受盡各種刑罰折磨,深夜更被帶到大青山,稱如果不在三聲槍響中認罪的話就只有死路一條,還讓他跪到埋屍坑旁,用槍指著他的頭頂上方打三槍,還三番五次讓他與死刑犯站在一起,打死他身邊的人。通過這些殘暴的方式虐待他、威脅他。

清朝封建社會的維權酷刑、蒙古胡碩札薩克具有執行政權的王公也沒有執行死刑的權力,還制訂法規禁止使用苦刑,具有親王不能超過九項、大王不能超過七項、札薩克王和公不能超過五項酷刑的規定。所謂的十八層地獄,就是說對一個人使用苦刑不能超過十八種。倒是到了新社會,使用苦刑的數量限制取消了,還濫殺無辜,這就是林彪的「四人幫」所犯下的罪孽。

1979年7月13日,《內蒙古日報》上發佈信息,稱「在挖掘、清掃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運動中所用的苦刑種類多達120種……」,其實是超過170種。蘇尼特左旗巴彥寶力道公社劉愛國公然對公社黨委書記諾力瑪等人定下死罪,還被誇讚為「革命的領路人」,當做蘇尼特經驗廣泛推廣。

抓捕林彪等「四人幫」後,文化大革命亦步入尾聲。黨中央為內蒙古人民平反,內蒙古人民終於重見天日。

黨中央下發的〔1978〕30號文件批示上華國鋒主席說:「新內人黨到底存在抑或不存在?這是全區廣大幹部以及各族人民一直關注並且急切希望得到答案的重要問題。」……根據在落實政策過程中所瞭解到的大量事實來看,所謂的新內人黨是不存在的。當時,決定要挖掘新內人黨是錯誤的。我們明確認識到這是受到林彪等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界線的影響,原自治區黨政領導班子的幾位主要負責人肆意定下結論,採取盲目且殘暴的舉動,迫使人們交代口供的特大錯誤案件,所以,必須完全否定這個說法。」

直到現在,下發到內蒙古地區的中央30號文件,還存在著是否完全被落實下來這一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錯誤,到底有沒有在內蒙古地區徹底被平反?政策落實問題是否令群眾滿意?針對這一問題,在首府呼和浩特有一批大學生要求徹底平反,在街上遊行,有些大學生被捕,再次出現「為內人黨伸冤」事件。

講究和諧,討論民族團結的今日,還要求沒有原則的和諧,有點像不和睦的家庭。任何人都不會喜歡狂妄的野蠻主義者。團結是國家興旺發達的根基,可是針對到底誰在破壞團結這一問題,要是不徹查清楚的話,誰都不敢保證這樣的錯誤以後不會重現。

就像遼闊草原一樣擁有廣闊的胸襟,就像大山一樣講究忠實誠信,內蒙古人民是革命道路上的一頭忠實的犍牛,無論肩上的擔子有多沉重,它都沒有一句怨言,也不會棄車而去。

文化大革命讓這樣偉大的民族蒙受天大的冤屈,實屬可憐又悲慘……